【報導者授權】機構長大孩子的告白：誰來看見那些被「醫療化」的創傷？

 

當一個孩子的情緒找不到空間安放時，醫療介入往往成為最簡便的工具。 三位因為不同原因在安置機構長大的孩子，同樣都在成長階段面臨生活上的不適應，或出現偏差行為，進而接受心理諮商，甚至尋求身心科的協助。透過他們的自述，帶我們反思體制如何回應受創生命──有人在診斷標籤中長大，成年調閱自己的病歷才發現藥物更像是管理工具；有人目睹同儕因情緒爆炸被強制送醫，從此在機構中消失；也有人從安置兒少成為第一線生活輔導員（後稱「生輔員」），看見藥物控制的背後，更需要相互了解與專業協助。

文字 邱紹雯
攝影 黃政嘉、謝佩穎
核稿 楊惠君
責任編輯 吳冠伶
讀報 邱紹雯、陳旺德、地瓜、林和順

 

從整疊病歷中，了解那個被認為「有問題」的自己

 

在壓抑環境中成長的陳旺德，畢業後投入社福工作，為脆弱兒少發聲。（攝影／謝佩穎）
 

陳旺德 ●    年紀：31歲 ●    家外安置經驗：13年 ●    現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研發部組長

我小時候住在南部一間宗教型機構，走的是權威式教育，院內宗旨是「感恩惜福」，我們一進去就被灌輸「還有人可以照顧我們，就應該惜福」的觀念。機構的生活規律，而且重視集體行動的作息，幾點要打掃、幾點要吃飯、幾點要一起洗衣服，每個空間、時間都是被規範好的。我們經常要配合宗教信仰和贊助者的活動，不能不參加，也不能私自走到無人的空間，想幹嘛就幹嘛。多數情況下，我們必須學習壓抑自己的情緒，自行消化生活中各種不同的缺憾。

我個性容易壓抑，不太敢表達自己的需求，機構裡的生輔員經常一個人要面對7、8個小孩，一個大人能分配給每個小孩的時間有限，有些人會透過不同行為來吸引關注，像我就會告訴自己要盡量懂事，要懂得察言觀色，先去思考機構是否有資源、大人是否會接受、自己的貢獻度是否足夠⋯⋯這背後其實是很辛苦的，明明自己內心有需求，卻要站在大人的立場去思考。

我們大多時候只有節慶才能返家，每次從家裡回到機構，就是一股很大的失落感。我原本的家庭環境很糟，簡直髒亂不堪，我知道那裡不適合居住，但那裡卻是可以讓我真正感到放鬆、不用再戴著面具的地方。

我從小一到國中，接受過滿長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一開始是機構的大人們覺得我的行為怪異，可能是跟女性走得比較近，還有因為智商較低，遭到同儕訕笑，加上團體生活中要和不同個性的人一起生活，我有很多的不適應，包括大家的生活習慣都不同，共同在一個空間裡很容易互相影響，我被認為有情緒障礙，無法控制自己，常跟別人發生衝突，生氣時會大吼大叫或摔東西。

從最初的遊戲治療，到後來被帶到精神科定期服用穩定情緒的藥物，也做過心理諮商，我其實不是很明白當時的自己有什麼「問題」？只是覺得服用藥物後，藥效讓我上課總是昏昏沉沉，連想聽的課都沒辦法專心，不由自主想反抗。國中時，我決定自行停藥，身體一度出現強烈的生理反應，一次是肩頸僵硬到無法轉動，還有一次是手腳不由自主地抽搐痙攣，讓我嚇了一大跳。


陳旺德成年後曾到醫院申請自己過往接受心理治療的記錄。（攝影／謝佩穎）


我持續接受心理諮商到大學，每次在諮商室我都哭得很厲害，諮商心理師教我各種調節情緒的方式，但是只要一回到現實生活的場域，全都沒有效。直到19歲離院獨立生活後，那些情緒問題幾乎就自然消退了，這讓我深深反思：治療不應該只在診間，更應該在生活環境裡。

長大後，我回醫院申請出一疊厚厚的病歷，想要了解過去的自己究竟怎麼了？現在回頭看這些紀錄，有些就像是一般的人際互動衝突，但確實造成了機構管理上的困擾。

過去大家對於服用身心科藥物都認為是一種汙名，我長大後才慢慢了解，許多情緒障礙的處理需要「諮商」與「用藥」雙軌並進，藥物在學理上能提供生理的調節，而環境的改變與對話則有助於處理創傷。重點是，這一切的醫療過程都必須讓兒少參與、了解，而不是「被決定」的過程。

過去我一直以為自己的經歷很少見，直到碩士班的論文研究，到後來進入民間社福機構工作，我才發現類似經驗的人並不少。聽過頻繁轉院的孩子稱自己是「沒人要的孩子」，這些聲音促使我持續倡議，好的機構照顧應該要聆聽兒少的聲音，在機構長大的孩子也應該擁有個別化的照顧，以及參與和自己相關事務決定的權利。

 

在沒有自由的「監獄」，我們只能用傷害自己的方式釋放壓力

 

地瓜 ●    年紀：20歲 ●    家外安置經驗：14年 ●    現職：寵物美容業

聽姑姑說，在我小的時候，因為家中經濟困難，爸爸惹上麻煩、媽媽不知去向，最後把我送到安置機構。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是在中部的一間育幼院長大，那裡環境還不錯，但管理的方式太像在管犯人，太壓抑了。要不是我在國中時順利離開那裡，換到另一間比較可以溝通討論的機構，否則我可能會瘋掉。

第一間機構的規模很大，裡面分成很多「小家」，兩個人住一間房間，算是很寬敞。但因為小孩很多，從幼兒到高中都有，為了要一次管理這麼多人，我們需要遵守的規定也非常多。

隨著年紀增長，上了國中，機構裡同年齡的孩子對於「自由」和「交友」的需求愈來愈大，和生輔員之間的衝突也愈來愈頻繁。平常我們上學，規定放學後幾點內一定要回來，如果沒有準時，下次就會被禁止跟同學出門；有時候放學想要跟同學玩一下再回去，都沒有通融的餘地。

機構內處罰規定也很不合理，忘了因為什麼事情，我曾經被罰站，從早上站到晚上睡覺前，快要10個小時， 現在看來，已經是嚴重體罰了。

那時我都不敢讓同學知道我住在哪裡，同學們也覺得我很奇怪，這個人怎麼一放學就不見蹤影？就連假日出去玩，也會被限制外出時間。每個月的外出時間是以小時計算，不能去太遠，同學到後來就愈來愈少約我出門；加上我們在3C的使用上也有很多限制，當同齡的朋友都在用手機或網路聯絡的時候，這些規定都讓我沒辦法跟朋友有話題聊。重點是，這些限制完全沒得商量。

每次當我們試著想跟機構內的大人溝通，我們需要手機、需要交朋友的時候，很快就會被打槍，他們總是說：「我們這麼多人，要是什麼都照著自己的想法，那生輔員該怎麼管理？」

很快我就什麼都不想說了，覺得生活毫無意義，愈反抗、只會被針對得愈慘。後來，我連學校都不想去，每天醒來就是躺在床上，連下床吃飯的動力都沒有，就這樣在床上躺一整天。因為太久沒去上課會被通報中輟，大概每隔幾天學校輔導老師會來載我去上一節課，然後我又可以回來。那時，機構也替我安排了心理諮商，但是，我都不覺得跟他們講有什麼用，講完他們也是會去跟機構講，這就很像我去學校打小報告， 回來又是一樣的問題，我已經不相信他們了。

那時心情糟透了，但我不會寫日記，因為生輔員會趁我們上學的時候偷翻我們私人物品。不知道可以怎麼樣抒發時，我會拿美工刀和碎玻璃割手。我平時都穿著外套，所以沒有人發現，直到某次和生輔員吵架太激動了，當眾拿起小刀，大家才發現我一直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釋放壓力。

在那樣壓抑的環境下，受傷的不只我一個。有一個孩子更嚴重，他不只在學校和同學處不好，對自己的成績也要求很高，突然有一天情緒爆炸，開始自殘，不只割手，還要割喉嚨，因為實在太嚴重了，那天直接強制送醫，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某次社會局舉辦課程，我鼓起勇氣私下求救，告訴他們這裡的管教多麼不合理、我再也無法待下去。國中九年級上學期，終於有社工介入，帶我去參觀南部的機構，我記得下學期就轉院了。到了新的地方，我才終於感受到什麼叫「正常」的環境。那是一個可以溝通、可以商量規定的地方。在那裡，有人願意試著理解你的行為，而不是只要違反規定，就直接認定你就是一個壞小孩。

感謝新機構裡願意聽我說話及願意改變的大人們。那時候我負責照顧院內的哈士奇狗狗，牠對我很重要，因為我知道不管跟牠說什麼，牠都不會去別人講；離院後，我還把牠刺青在身上陪伴我。

後來，我慢慢願意說出心裡的想法，還曾經為我們的女生小家爭取增加零用錢。生輔員看到我們都有把分內的事情做好、帳目也沒出錯，最後採納了我的建議，這讓那時的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是會被重視的。

直到換了機構後，我才敢跟同學說我住在哪裡，甚至還帶他們來參觀機構。終於可以像去同學家玩一樣，自然地邀請朋友走進我的生活。

 

從安置兒到照護者，看見照顧現場最孤單的防線

 

林和順 ●    年紀：29歲 ●    家外安置經驗：16年 ●    現職：社工師、一個小孩的爸爸

打從有記憶以來，我就沒有和爸媽生活的印象。慢慢長大後，拼拼湊湊，才知道媽媽入獄、父親不詳。我曾住過保母家、庇護所、不認識的好心人家。那些遺忘，或許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小一到了寄養家庭，剛開始我戰戰兢兢，很怕會再被送走，所以很努力做好每件事情。沒想到隔年又被通知要搬走，忘了當時的理由是什麼，我壓根聽不進去，心裡只有一種習得無助感，好像再說什麼也沒用。

小二住進機構，裡面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我是年紀最小的。從本來單獨被照顧，到加入一個大團體生活，需要適應不同生活節奏，不只是照顧你的生輔員，還要特別留意整個大團體的運作，留意裡面誰是「老大」。

早期機構安置人數眾多，每個小家大約16個孩子，由2名生輔員帶一個小家。家裡每個小孩都要輪值日生，叫大家起床或吃飯，小的去叫，通常大家愛理不理；但是家裡最大的那個一喊，我馬上就會彈起來，因為所有小孩們都要聽他的。記得有一次，弟弟很想睡覺，硬是躲在衣櫃裡不想出來，全部的人都在等，最後被家裡的「老大」從衣櫃拖出來。

我是師長眼中是乖乖牌，和同儕一起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被帶壞的。團體生活長大，現在回想起來還挺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們7、8個男生趁三更半夜大家都睡著的時候，偷溜到外面去吃麥當勞，倒也不是說想要挑戰機構的規定，單純就是想吃宵夜、想找樂子。我已經忘了當時的責罰，但應該是害老師寫了不少報告。

當時年紀小、不懂事，經常會有人捉弄那些有特別狀況的孩子。以前不知道什麼是情緒障礙，只覺得在同一個生活環境裡面，有人怪怪的，一點小事就像「超級賽亞人」般暴怒，我們還在旁邊煽風點火。

直到念了社工系，甚至回機構實習擔任生輔員，我才知道要穩住那樣的現場有多不容易。如果可以，應該更早一點讓同年齡的我們也多了解同伴的各種身心狀況，才能更友善地對待他們。

實習時，看見半數孩子都在服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和一些精神疾病的藥物，睡前和起床的大爆炸很常見，這和我過去成長的年代很不一樣。雖然我已經算是很懂那些孩子們會玩的把戲，還是經常精疲力竭，尤其在人力限制下，很難同時間因應各種突發狀況。

有次，碰上一位精神有狀況的孩子拿起美工刀，另一個孩子在旁邊挑釁。當時情況危急，我目測左後方有個大垃圾桶，腦中模擬著等下如何拿起桶蓋當盾牌防衛，接著用最緩和的語氣說：「誰誰誰，把刀給我⋯⋯」那次非常幸運，孩子後來默默把刀放在我手上，解除了危機。事後想想，該去怪那個孩子嗎？他當下就是陷入一陣混亂，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除了調整用藥，現場更需要提升照顧人力和專業，否則很難保證下次不會真的出事。

記得生輔員曾說：「老師總有一天會離職，但一起生活的兄弟姊妹會一直在。」這句話深深影響我到現在。我在機構住到大學畢業，要離開才驚覺：「原來一個視為家的地方會有期限。」內心衝擊很大。離院後我籌組「北氏宗親會」，找回曾經在機構長大的孩子，我們定期聚會，也回去跟高三預備離院的孩子分享經驗。

有些人會覺得，讓別人知道在機構長大是丟臉的，但對我來說，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有機會被重新訴說。機構就是我的家，一個吵吵鬧鬧、有很多兄弟姊妹，有著跟別人不一樣生活經驗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