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授權】高齡海嘯第一排：卸下照顧重擔的他們，如何預習自己的老？專訪郭強生、鄭秋豫

人生壯年的大把時間，他們傾盡全力照顧父母、子女；等到父母離世、子女離家，自己也走入六旬、七旬，身旁卻不一定有手足、伴侶或朋友能照顧自己。這是嬰兒潮世代正在面對的老後處境：和自己的父母不一樣，很大的可能，他們得一個人面對老去。 《報導者》採訪62歲的作家郭強生、76歲的前中研院語言所所長鄭秋豫，看見站在高齡「海嘯第一排」的他們，曾經歷的措手不及；以及如今面對人生下半場乃至終場，他們想傳達給尚未走到這一步、卻終究有一天可能抵達的人，留下一些參照，也留下準備的可能。 （以下以第一人稱自述方式呈現，由採訪者重新整理與編輯。）

文字／李雪莉
攝影／楊子磊、黃世澤
共同採訪／方君竹、藍婉甄、陳奕銓
核稿／方德琳
責任編輯／黃鈺婷

 

Ⅰ・「大齡孤兒」郭強生：站在海嘯第一排回頭報信

郭強生的父母是各自隻身來台的外省家庭，在台灣成家立業，他從小到大沒有親戚，成長的家庭無異於一座孤島。（攝影／楊子磊）
 

郭強生，62歲，作家，出生於嬰兒潮世代的尾聲。母親在20多年前過世、之後哥哥罹癌過身，2013年起照顧90歲父親近10年後，老父也離世。服喪期間，他於2025年寫下《死亡可以是溫柔的》，記錄自己成為無手足、單身一人的「大齡孤兒」。

父親病後第二年，哥哥也罹癌過世，家中只剩他一位照顧人力，讓他比更多人更早理解老化與死亡會用各種猝不及防的姿態到來。他形容自己是站在「海嘯第一排」：高齡者激增、少子化、家庭人口銳減，他有義務要回頭，大聲地把自己打過這場硬仗的親歷，回頭向海嘯第二排、第三排的人「通風報信」。

51歲那一年，在一般人眼中，人生正處於起飛狀態，剛升上正教授，卸下系主任、研究所所長職務，終於有時間重新創作時，爸爸的身體卻突然出了狀況。他身體一直很好，86、87歲還在跟朋友去遊山玩水，身體出現狀況，我始料未及，毫無準備。

當時我的媽媽已在10年前癌症過世，我哥哥跟我年齡相差很大，很早就在美國成家立業，後來也離世。一下子爸爸生活不能自理的那個當下，我做了一個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非常驚訝，或覺得「你這樣做值得嗎？」的決定，我就把工作暫停了，全心全意地從花蓮東華大學回到台北，照顧爸爸。

十多年前，關於長照這件事，在台灣還是一個非常被忽視，社會沒什麼討論、資訊也缺乏的情況，因為50歲的人就走到照顧年長父母這一步的不多，我完全是在瞎子摸象。去社會局啊去問這個情況，就是雞同鴨講、答非所問！「他不能相信說怎麼會家裡頭只剩下你一個人。」

當時的長照制度停留在「標準家庭」的想像，卻沒有看到家庭早已變得不一樣。
 

照顧父親十年，沒有離開台北超過三晚

與父親和母親難得的合照。父親是畫家，母親喜歡寫作和拍照。（圖片來源／郭強生提供）

我爸爸媽媽是隻身來台的外省人，在台成家立業，所以從小到大，我沒有什麼伯伯阿姨叔叔表弟堂弟，都沒有，沒有親戚的，加上哥哥很早去美國，遠在天邊，當媽媽爸爸相繼生病，人力缺乏的情況之下，求人不如求己。

我單身，沒有婚姻，沒有小孩。我決定回來台北照顧父親，也不是從長照要做些什麼思考，而是覺得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稱之為「家」的這個聯繫，就是我和爸爸，我跟他最後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結束，我們的人生怎麼一起走過最後的路。

後來有朋友問我，工作和照顧之間該怎麼選？我總說，如果你心裡還有疑慮，就不要做。這不是道德上的對錯，而是你和被照顧者之間，有沒有一種讓你願意留下來的聯繫，這個照顧你才做得下去。

照顧父親那10年，家裡有請一位外聘印尼看護，所以我離開台北從來不超過3個晚上。最遠一次是日文版新書出版，我到日本4天3夜，跑了3個城市，結束立刻趕回來。工作如此，感情也是如此。有多少伴侶願意陪你回家照顧父親？那時候我排下的人生順位就是：父親，工作與感情都往後排。

也是那時候我開始形容自己是「海嘯第一排」，我先走在前面，在前面的戰場回來跟你們通風報信，告訴你們可能會經歷到什麼。我把這段照顧、陪伴，以及對生死和「家」的思考寫成了文章。書寫不只是分享，對我也是很重要的轉化的過程。

父親2023年過世後，我才發現，我最後一個家也結束了。我開始開玩笑稱自己是「大齡孤兒」，不只是父母都離開了，而是我單身、無子、哥哥也罹癌離世，往後的人生可能真的得自己走。

我也慢慢意識到，像我這樣的人在台灣只會愈來愈多。當家人一個個離開後，單身、無子的「大齡孤兒」怎麼面對老與死？我花了兩年多，透過書寫慢慢把這件事想清楚，爬梳對於必然的生死，或對於孤獨死，我的理解是什麼？這是一個人對自身生存價值與意義的終極拷問。當走到這一步的時候，我已經都60多歲了，去思考這個終極答案，其實也是自然而然了。
 

父親讓我看見，一個人不是突然變老

郭強生在送走母親、哥哥、父親後，思考到自己將是很多事情的「海嘯第一排」，親人離世，家的結束，意味他要一個人走向最後的人生結局。而他想回來跟讀者們「通風報信」，讓更多人思考活著與死亡。（攝影／楊子磊）

我覺得照顧的這些年得到很多，慢慢參透和理解整個老年、衰老、死亡的整個經驗。在照顧爸爸的前兩年，我體會到這是一個我們一起要老去的過程，因為爸爸經歷的所有，一定也會發生在我的身上。爸爸給了我10年去預習，真正認識「老」是什麼。

不少同輩的朋友，一個月就回家看爸爸媽媽一次，然後就跟外勞或者照顧的姊妹說，「哎呦，媽媽怎麼一下子老這麼多？」但我曾經有3年的時間完全不工作，幾乎每一天在爸爸的身邊，所以我看見的不是「突然變老」，而是一個人每天一點一點老去的過程。

我不清楚大家有沒有對死亡的想像？有沒有去真的看過或去過現場？在文學當中或者在閱讀當中，你真正對於那個死亡的想像是什麼？我發現，真正可怕的未必是老或死亡，而是我們總想繞過「老」這件事。現在甚至有一種「厭老文化」，對獨自生活的長者充滿標籤，好像一個人在家往生就一定很悲慘。

在長照的過程當中，我發現給父親最後一個非常安靜安詳的「陪伴」，是很重要的，不是吵吵鬧鬧，讓這個老人每天處在一種不安的壓力當中。

我剛剛接手照顧爸爸的時候，他的身心狀態都很不好，所以我就覺得管束和監測他的血壓、飲食、血糖沒意思，我的第一要務是他不要生病。就簡單的例子，他不吃飯嘛。一般人會覺得一個禮拜不肯吃飯就送醫院。我覺得子女應該要學習的是，你願不願意真的去了解父親他「不吃飯」的原因？

就這件事情我的震撼很大，我就每天觀察，看是牙齒嗎，是腸胃嗎，還是什麼？好像都不是。我後來看到外籍看護每次只端了一碗粥，上面放了一些菜，拿湯匙挖起來叫他張口。因為爸爸是一個藝術家、大學教授，他因腦血管問題造成知覺失調，加上高齡退化，但經驗、情緒、人格仍然存在；他是有感受的，不是一個張口等待餵食的身體。

於是我跟看護說，我每天一定回家，三菜一湯做好擺在桌上，有個晚餐儀式，有時我在那陪他吃，有時我請看護跟爸爸說：「爺爺要不要吃雞？爺爺吃蛋好不好？」

結果，本來可能會送到醫院去插鼻胃管的，他開始吃飯了。這件事讓我發現真正的老，需要的是陪伴、被理解、被尊重。是讓被照顧者感到安心。
 

從「與死者同國」，重新回到活人的世界
我在爸爸過世之後的前兩年，處於一個非常退縮的狀態。因為你第一個感覺就是，我這樣的情況沒有人能夠理解。

那種感覺就是：我是跟死者同一國的。你們這些活著的人，你們是異國，你們是異文化，你們是外星人，這是我的心理歷程。透過書寫，我發現當我走向無親無後、大齡孤兒，一定會孤獨死那天，你知道那種感覺嗎？活著的人是不理解我們了，只有死的人理解我們。我們才是跟死者最親近的。我要怎麼樣去從那個感受走出來？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克服自己那種親緣都被拿走，「我跟活人的世界無關」的心情。我也必須絕對要去面對和處理，去自問，什麼方法能讓自己真正安下心來。

那我當然第一個意識到，絕對沒有人幫我做決定啊。所以在走出兩年失語的心情後，我開始為自己的生死做點事，在父親過世一年後，2024年去簽了預立醫療決定（AD）*。

*Advance Decision，一份事前表達醫療意願的文件和規劃書，民眾在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後，預先表達一旦未來「符合特定臨床條件」（如不可逆昏迷、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等）時，對於「維持生命治療」、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意願。預立醫療決定書須有兩名見證人在場見證，或經公證人認證。

預立醫療諮商需要有一位二等親的家屬，有一些醫院就說，「那你如果真的沒有，你要寫個切結書」，說一切法律責任我自負。我也要找醫療委任代理人，如果在我無法自主時，委任代理人代為表達我的意願。

我找醫療委任代理人，第一個條件就是不能比我年長。我的學生也都40、50歲了。我總共問了3個人，有的學生會擔心「老師的死期就是我們定的」，會這樣子想，沒有辦法接受啊。但最後有一位學生去問自己的母親：「我該不該幫老師？」他簽過AD的媽媽告訴他：「你應該幫老師，成全他。」

接下來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提早退休。我還不到屆齡，我說那我就提早退休吧。我在父親過世兩年後，2025年8月退休。

我想要開始一個新的段落的感覺。我不要等到65歲、66歲，是別人不要你了才退休，NO！我現在就說我要迎接新階段，那這個新的段落，不是說就是每天活蹦亂跳，每天要活的什麼跟年輕人一樣，沒有，這又是一個人生中你完全沒有經歷過的。
 

清理朋友圈，找出能理解你的友人

父親過世後，郭強生也依《病主法》找了學生做醫療委任代理人。有學生擔心簽下去代表「老師的死期就是我們定的」，直到找了第三位才順利簽署。（攝影／楊子磊）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清理我的朋友圈。

在我最無助的50歲那一年，碰到了一些困厄跟災難的時候，你會比較認清楚身邊哪些人是真的關心，還是假的關心，這也是我「得」的一部分，老實說我也清掉了很多朋友。你就發現，有的朋友也沒有為了什麼，他就是固定時候會來問候你一下，或者一定會來主動約你「見個面吧！吃個飯吧！出來走一走吧！」

朋友不是突然加入了一個社團一個圈子的，不一定是每天噓寒問暖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能夠跟你好好坐下來講話，聽你講話，不為什麼，可以坐下來聊天聊心事，而不只是談大量的資訊，吵吵鬧鬧，陪你殺時間而已。

那說到底，當然人某種程度上絕對是孤獨的，因為沒有人可以代替你活、代替你死，說不擔心是騙人，所以有一部分的體驗，你不可能分擔出去的。人生不可承受的這些部分，也就是在這裡。

60歲以後的我，覺得「接受」是一個很大的學問，接受不是被動式，不是逆來順受，也不是服從，「接受」對我來說，就是活成最誠實的自己。不要忘記，對人生的選擇權是可以拿回來的。我不知道自己70、80歲時會是什麼樣貌，但至少現在，我一個人生活，精神上面一直是忙碌的。

希望到了70歲，我已經習慣，而不是又一次措手不及。就算是老，就算是孤獨，就算是一個人，也是一個新的階段。那會是什麼樣子？活下去才知道。

至於人生如果走到最後，以我現在這樣單身的狀況，至少要讓人知道我的後事要怎麼處理，但我還沒有立遺囑，目前考慮選擇自書遺囑*，只是我還沒有想好，自己要怎麼被安葬，想法還在變動；以前一直覺得骨灰撒一撒就好，反正也沒有人來拜啦，可是我怎麼知道以後有沒有人來拜我呢，也許有想像不到的人，來的人也許是一些「書迷」呢？

*由立遺囑人親自書寫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

Ⅱ・鄭秋豫：照顧別人一輩子，不想把自己的老留給女兒承擔

一位畢生鑽研語言學的學者，眼見伴侶失智失語，鄭秋豫寫出照顧者的心聲；2022年送先生去機構後，她開始了44年來頭一次的獨居生活，也回頭思考自己老後的日子。（攝影／黃世澤）

鄭秋豫，76歲，曾任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長。人生大半輩子，陸續照顧父母、婆婆及失智的先生。2023年，她以《你忘了全世界，但我記得你》寫下照顧丈夫的手忙腳亂，以及自己短暫陷入憂鬱的情況；如今她獨居，也重新找回健康的生活。

漫長的照顧經驗，讓她重新檢視「女人天生就是照顧者」，以及「孝」的重擔。女兒長居美國，她卻不認為女兒理所當然應該回來照顧自己。見過老去、疾病與失能，她如何與遠方的女兒維持信任？如何在生活圈建立緊急時能幫上忙的人？又如何為自己的老做準備？

照顧失智者真的是非常需要人力跟耐心。2013年時，我先生伏波意識還清楚，雖然開始有些失智症狀，我說我們可以去申請長照資源，他說，我們兩個都是專業人士退休，經濟情況比多數人好些，應該優先把資源給比我們更需要的人。直到2018年他重度失智的時候，我才申請一個外籍看護。

但我和外傭一起照顧還是不夠。伏波失智後晝夜不分，夜裡會起來走來走去，揹起包包就要去散步；我和外傭甚至橫睡在門口，避免他出門。後來因為長期照顧，我的身體垮了，以前我以為只要規劃好，操之在我，沒想過怎麼會是輪到我生病，後來也去看了諮商師。

2022年才決定把先生送去安養院，到今年（2026）的10月，他在安養中心就整整4年了。

你知道最困難的時候，我和外傭兩人連替他洗澡都做不到。為什麼？他已經不理解清身而淨是要做什麼，衣服不願脫下來，他只覺得我們在侵犯他，會一直問：「你要幹嘛？你要幹嘛？」他原本是一個溫文的人，但出於自我防衛，揮出去的拳頭力氣很大。我得在浴室，跟我們家外傭說，Hold Sir，然後把他衣服兩邊剪掉，就這樣才能幫他洗澡。

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失智症的照顧，或者任何的老年照顧最需要的是什麼，是體力。那不是我和外傭兩個人就撐得住的。
 

什麼是「孝」？

我因為出書，接受中國大陸的媒體線上訪問時，那邊的人想法比我們更老派，就問我：「為什麼沒有考慮叫女兒回來？」我說，女兒嵐嵐才40歲出頭，我把她養大了給她好的教育，是因為我希望她有自己的人生，她人生一半還沒過完，我說把她叫回來，那她的人生就沒有了，人生只剩照顧她爸爸和我、等我們死，這是什麼人生？

血緣如果變成很僵固等同於照顧責任，我可能是極少數沒有那個觀念的。如果對我女兒哭訴，妳爸病成這樣，趕快回來，我會好不忍心的。

當我們的常識面和知識面愈寬廣，我知道北歐人怎麼做、西歐人怎麼做的時候，我就不會解讀成說，孩子沒有回來、沒有服侍在身邊，是不孝。基本上這個「孝」字，就要重新去解釋。

有一個插曲是，2015年的時候，我因脊椎跌裂了，閉鎖性骨折，臥床在急診室，醫生發現我在胰臟上有東西，我擔心胰臟癌，所以跟我女兒說，如果是胰臟癌，很快我會交代後事。那時候女兒的回答是：「要是妳真的是胰臟癌，我馬上就辭職回來。」

雖然最後虛驚一場，但因為那一次她已經告訴我，一旦有狀況她會怎樣做了。我們家3個人彼此的信賴，是百分之百的。先生後來雖然病成這樣，在安養中心被照顧，女兒在美國工作，但我們每天保持很好的聯絡，女兒說：這是不好的狀況裡面最好的階段，Make the best of it. This is the best. 我們就來Enjoy。
 

同齡朋友和手足也同步老去

知道平常生活得靠自己，原本很不喜歡運動，說自己沒有運動細胞的她，現在每天都很有紀律地運動一小時，幾乎沒有一天荒廢。（攝影／黃世澤）

我在書中有提到我有6個好朋友，就像「六大護法」，在我們夫妻需要的時候可以協助。但在出書後，回頭看，這部分實行得並不好，因為朋友跟我們差不多年紀，一年一年大家一起老去：這個人生病，那個人要照顧生病的先生，大家各有狀況，自然不會去麻煩彼此。

我的反省是，不論「護法」或朋友互助，可能是暫時的，年紀愈來愈大，同齡的人不一定有餘力承接彼此。

我有兩個妹妹，一位小我15個月，住得比較遠；一位妹妹小我8歲，一直是我的依靠，她本來是我的緊急聯絡人，結果我這位能幹、有行動力的小妹妹，在我母親過世3個月以後，被診斷出癌症，接著手術、放療、化療。我真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心情，我們家最生龍活虎的那個倒下去了。

現在如果你要我填緊急聯絡人，我反而不知道填誰，好像沒人可填，我大妹就跟我說，那妳就填我吧。但她的髖骨、膝蓋也不好，還有孫子要照顧。所以我現在愈來愈覺得，光靠血緣也無法解決問題，這恐怕是未來的趨勢。
 

一個人住，但不被列為獨老關懷列冊

雖然我先生去住了安養院，但他的戶籍現在還掛在家裡，所以在政府統計裡，我不算列冊關懷的獨居老人，也許我應該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獨居老人家裡會有安裝緊急按鈕這些安排。

我現在掐指一算，的確找不到什麼協力的網絡。你們發題目給我之後，我開始想，如果要建立網絡，我想到一個30年前的助理，我住南港車站，他住舊莊嘛，離這邊不遠；另外一位學生，是資訊所的研究員，我從擔任他的碩士口試老師到現在，他都喊我老師，住在汐止也還滿近的。還有一位50歲的學生，他在我實驗室裡13年，像家人一樣，也住在我家附近，做心理諮商，可能更理解我的處境，可是他沒有車。

我沒有想過要麻煩他們，所以沒跟他們提過，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其實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人。我的確要思考怎麼在自己的生活圈，建立一個緊急需要協助時，身邊可以協助的群體。

在我先生去了安養院，我也開始思考自己人生最後旅程的規劃。

第一，我檢查並規劃了我的財務。我覺得是每個人可以做的，檢驗你到底有多少資產，你的開支，大概可以怎麼維持生活。
因為請外傭照顧我先生的經驗很好，所以當我頭腦清楚、如果身體有需要，一位外傭可以處理我的時候，我希望能帶著一個外傭生活。但是這個也是要有經濟能力才行。我知道，公立的機構一個月至少花費35,000元，有的還到50,000、60,000元。跟我一樣年紀的朋友我們都有討論是否去機構，有的人到現在死不鬆口，怎麼樣也不要去機構。但你問他，不去怎麼辦呢，他就回答不出來。但我覺得最終我一定會去到機構。

我目前已經去排隊了我先生所在的機構，雖然我目前能自理也算健康，但因為排隊要很久，如果輪到我的時候還好好的，就先跳過，但至少還在隊伍裡。

第二件事，《病人自主權利法》公布前後，我跟妹妹就到醫院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決定在特定情況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我們也做了器官捐贈的意願註記。我問那位醫生說，我如果年紀大了，大體還有用嗎？仁愛醫院醫生就說，上個禮拜還有一個80、90歲的老爺爺，他的角膜給了一個12歲的男孩子。我說，真好，人老了還可以有用。

我跟我妹妹一向對捐器官覺得很好。那我跟我女兒說，如果我死了，要等他們用完了以後，才能領大體，妳會不會有什麼意見？結果我女兒說，「媽，It's your body，我怎麼可以有意見。」我想這就是我們家的人的想法，尊重彼此。

第三件事，我留下了自書遺囑。遺囑如果有修改，也會照相給我女兒，讓她知道有這件事，告訴她東西放哪裡。女兒就說，我可不可以不要每次回家妳都交代後事，但是我跟女兒是閨蜜，感情很好，沒關係。
 

現在的生活

我現在其實不太怕死亡了。送走公公、婆婆、大伯，又一路陪著先生走到現在，我和女兒也跟安養院開過安寧會議*，什麼情況下讓先生進入安寧照顧。先生最後需要的衣服，我也準備好了。

*指「緩和醫療家庭諮詢會議」。當病人符合安寧緩和醫療的條件時（如罹患嚴重傷病的末期病人），由不同職類的專業醫療人員組成「安寧緩和醫療小組」，與病人及家屬進行「緩和醫療家庭諮詢會議」，討論是否進行安寧緩和醫療。

我現在每週四去探望先生一次，這是最基本的；雖然他完全不記得我，完全不能溝通，看見我沒反應，但我還是想做點事，我會買推子，3個禮拜就幫他理髮一次，幫他剪手指甲、剪腳指甲，刮鬍子。我覺得這也是我跟女兒之間的聯繫，我其實沒有問過女兒，但猜想在國外的女兒也會希望知道爸爸和媽媽都好；那怎麼讓她知道爸爸很好呢？就是我去看他時，照相寄給女兒說，爸爸今天氣色很好、他的飯營養豐富，我餵飯餵冰淇淋，跟女兒說，妳看他今天吃冰淇淋。

現在我每天5點半起床，運動、練核心、跟朋友吃飯、社區朋友一起唱卡拉OK。回頭看這漫長的照顧人生。我的母親23歲就生我，96歲才過世。父親過世後，我們三姊妹照顧母親33年。而我和先生照顧父母、照顧公婆，照顧大伯，後來我又照顧失智的先生，照顧的角色太重了。

有一次公開演講，我提及自己是事業婦女，但照顧婆家的負擔太重，就有人在觀眾席裡爆哭；事後這位朋友跟我說：「老師，妳那一句話婆家負擔太重，觸動我的淚點。」她先生有兄弟姊妹，但照顧的擔子就丟了她們夫妻身上。

我自己回想，照顧的路上的確有很多的委屈。這些委屈不是我先生加諸在我身上，而是社會責任、文化上的責任，也是自己給自己的。在東方的孝道裡，有很多委曲求全。亞洲文化裡，還是把女性當作照顧者。

女性要會為自己設下邊界；我的選擇是不把上一代加諸在我身上的責任，再加諸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決定獨身的一代，要做更多的準備

鄭秋豫沒有亞洲文化裡要下一代照顧父母的觀念。她覺得這樣要求下一代，是很殘忍的。（攝影／黃世澤）
 

我女兒43歲，有一個交往十幾年的男朋友，但她明顯選擇不結婚，有時我也會想到她的未來。至少我還在婚姻這個制度裡，婚姻雖然有代價，也給了我很多情感、法律、物質的保障。那女兒將來是不是比我更沒有依靠？

還有一件事我會擔心，但我從未跟女兒面對面談過。因為我婆婆失智，我先生失智，我先生的哥哥也失智。我曾經問女兒要不要去做失智相關檢測，她說不想，那我就尊重她。可是我心裡當然會想，如果有一天她也失智，又沒有結婚，到時候誰來照顧她、誰能替她做決定？

我們這一輩嬰兒潮世代，小時候雖然辛苦，卻是眼睜睜看著生活一步一步變好的一代。可是到了女兒這一代，她們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這個世代決定獨身，其實要準備得比我多。

但女兒是成熟的人，我何必鉅細靡遺都替她安排呢。

▶ 查看原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