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授權】1.精神病房裡的紙箱少年

文字 邱紹雯
攝影 謝佩穎、黃政嘉、馬雨辰
設計 黃禹禛
共同採訪、核稿 楊惠君
責任編輯 吳冠伶
插畫 黃禹禛

安置漏洞下的「小人球」，從宜蘭流浪到屏東精神病房

阿本與阿斯的真實故事，揭開了台灣社政及醫療安置體系中，不被看見的隱形破口。

14歲的阿本，2024年11月逃離原本充滿暴力的家後，原本應是短暫的「緊急安置」，卻演變成一場超過1年半、橫跨5間醫院的「精神病房巡禮」。13歲的阿斯處境如出一轍，2025年3月被機構「退貨」後，在3間醫院來回出入，整整一年沒有上學。他們兩人最長紀錄，曾在同一間精神科急性病房待上7個月，形同被社會遺忘。

「他們絕對不是最難照顧的孩子，卻可能是占床時間最久的，」曾擔任兩人主治醫師的羅東博愛醫院身心暨精神科醫師蔡楚葳，從阿本和阿斯還能固定回門診，到離院後，一路追蹤這兩個孩子的流浪軌跡。

蔡楚葳指出，起初為了協助阿本緊急安置，與社政單位達成「最多1個月」的共識，最後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卻以「人力不夠、無處安置」為由，讓離院日期一延再延，甚至遠從台北跨轄區安置到屏東的醫院。「而且，還不只一個孩子，另一個（阿斯）竟然也是這樣，」她直指，這場「超長住院」背後，是社會安全網的集體失能。

擔任過阿本及阿斯主治醫師的蔡楚葳，一路追蹤兩個孩子的安置軌跡，不忍錯誤的環境讓孩子一再陷入傷害，無法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攝影／謝佩穎）

護理師也抱屈，「成人精神科病房不是他們該待的地方」

更不堪的是，台灣極度缺乏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房，也就是說，在精神科病房裡，未成年的孩子多數得與成人精神病患者混雜在一起。

穿越兩扇鐵門，後方是阿斯曾經住過3個月的急性精神科病房，護理長指著在交誼廳休息目光遲滯的成人患者說：「這裡收治的是與現實脫節、有妄想、幻聽或是嚴重暴力、自傷行為的患者，環境根本不適合兒少病患。」

阿斯在這裡的日子裡多數都在自己的房間內，為了安全與管理，院方擔心他受成人病患影響，特別採取獨立病房的隔離措施，減少相互影響。

「我們真的不知道、也很想知道，為什麼這樣的孩子會在這裡？」護理長也忍不住為他們抱屈說，阿斯診斷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及中度智能障礙，雖然情緒一來偶有攻擊行為，但頻率不高，其實回歸一般門診治療即可，沒有住院的必要，但「他沒有地方去，也沒有人要帶走，能怎麼辦？」

國家監護下的「孤兒」，社工分機經常找不到人

兩名少年被以「醫療安置」為名，長時間滯留在不同醫院的精神科病房。長期關注兒少權益的監察委員葉大華也指出，過去監察院曾調查全台長期被安置在成人機構的特殊需求兒少，並提出糾正案，要求衛生福利部督導各縣市地方政府，強化家外安置「在地評估小組」的功能，並設置專責的「特殊需求兒少協調窗口」，協助盤點縣市內的安置資源與量能。

她也說，由於過去宜蘭縣沒有建立這樣的窗口及聯繫管道，以至於在突然面對困難安置的孩子時，找不到合適的容身之處。

兩名少年皆因原生家庭失去正常的親職照顧功能，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國家應行使公權力介入，協助兒少家外安置，並委由縣市政府的主責社工作為執行監護權職務的國家代理人。

但不同醫院的護理師皆表示，兩名孩子分屬不同的主責社工前後不知換過數輪，對外留下的僅是一支經常找不到人的辦公室分機，加深系統內跨專業合作的困難。當孩子問護理師：「我的社工什麼時候來看我？」無人能答，新接手社工甚至不曾南下到那間安置超過半年的精神科醫院探視過孩子。

護理師說，安置系統內交接對兩人的認識，僅剩先前社工口頭交班紀錄上反覆堆疊的負面標籤：阿本曾經毆打過安置機構負責人、阿斯曾有猥褻行為⋯⋯進一步細問時間、原因、過程，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但這些「事蹟」已讓安置機構紛紛退卻。

「追根究柢，他們都是身心傷痕累累的孩子，欠缺穩定與良好的依附關係，就會以各種情緒反應來試探底線，如果能適應環境，情緒行為就會減緩，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更多時間去學習如何與他人互動，」蔡楚葳說。

與社會和教育隔離，成長被迫按下暫停鍵

一般需要長期住院的中小學病童，只要住院超過6週以上、無法到校上課，若具備身心障礙鑑定資格，經由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即可以透過特教資源由巡迴教師在醫院進行床邊教學。遺憾的是，阿本和阿斯離開學校後，以健保全日住院名義住進精神科病房，就此斷了與教育系統間的聯繫，特教資源也進不來，形同「被失學」，也無法有正向的人際學習，受教權完全被剝奪。

照顧過阿斯的臨床心理師觀察，被放在錯誤的環境正讓他們加速退化，「因為不穩定的結構、不穩定的依附關係，情緒行為就會一直出現。」由於精神科病房內禁用任何電子產品，社交與行動也受到高度限制，臨床心理師只好替他規劃一天的作息表，簡單的連連看學習單、寫日記、摺紙飛機、在病房內原地運動等，「他就像被遺棄在這裡，除了我們（醫療人員）、沒有對外的連結，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

主責的宜蘭縣政府社會處長林蒼蔡坦言，因社工異動頻繁，加上這兩個孩子的狀況特殊，幾乎需要一對一照顧，在縣內寄養家庭量能不足、多數機構也不敢收的狀況下，「在安置上確實未能考量到兒少的最佳利益。」當初同仁跨轄區安置，主要是希望協助兩名兒少能就近在住宿型特教學校就讀，最後仍不順利。

當記者進一步詢問宜蘭縣內是否已建置制度化的安置路徑，以協助下一次困難兒少的安置？林蒼蔡仍答不出如何透過機制協助第一線社工，僅稱：「還是會先請社工先自行找一輪安置機構，找不到再去找資深督導協助，再找不到就來找我！」

在這場漫長的精神病房錯置中，也有醫院為了營利，默許社政單位付費長期將孩子安置在成人的精神科病房內，助長「幽靈病患」的現象。面對行政體系的消極推諉，蔡楚葳曾在縣市政府跨局處會議上發難：「在座諸位，要不要把自己孩子放到精神科急性病房100天看看？」她氣憤說：「不要只是一直說抱歉，到底誰可以替那些生在顛簸環境，理應要能在系統中被照顧，卻又一再體驗被制度拋棄、錯置、二次受傷的孩子發聲？」

她也在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群組發聲，促使各地的兒童心智科醫師成立縣市工作群組，計畫收集類似個案經驗，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她疾呼，「不該期待社會的問題過度醫療化處理，」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應讓跨專業的團隊真正能一起提供支持，才能「讓每個孩子都有家可以回」。

負面童年經驗不及早接住，將埋下社會的惡性循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社區精神科顧問主治醫師鄭若瑟指出，這些特殊境遇的兒少有許多精神行為問題，其實並非真正的「疾病」，而是源自創傷。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在1995～1997年針對1.7萬名成人的研究發現，因為家庭功能不健康，像是經歷暴力、創傷或虐待的逆境兒，他們的兒童期不良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影響腦部發育，讓杏仁核警覺系統過度活化、和自我調節的大腦前額葉萎縮，所以無法控制情緒，衝動控制力和注意力不佳，這些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容易被誤診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等精神問題。

鄭若瑟強調，要從創傷知情的角度去看這些孩子，不能單由醫療的角度去看，「因為孩子的大腦發育還有很大空間，即便是智能障礙，透過學習也有可塑空間，他們長大後還有工作潛能；但如果不以恢復生活功能與情感依附去著手，不僅救不了這些孩子，他們成大後可能偏差的機率也很高。」

英國的研究就顯示，有負面童年經驗孩子，成為暴力受害者的風險是一般人的14倍，長大後成為暴力犯也是一般人的14倍，入監機率更是一般人的20倍。「對特殊境遇的孩子，一開始安置或照護沒有走到正確方向，就會形成社會的惡性循環，」鄭若瑟語重心長地說。

儘管在醫院治療團隊與蔡楚葳醫師積極奔走下，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啟動社區安置計畫，阿斯轉往宜蘭的全日型養護機構，並且能進入國中特教學校；阿本則有機會入住成人康復之家。不幸的是，他們還來不及適應新的環境，又出現新的狀況──回到學校2個月後，原本有明顯進步的阿斯，又對其他同學做出不禮貌的侵犯舉動，讓他可能被送進少年觀護所；轉往康復之家的阿本也在入住的第一天因情緒尚未預備好而大爆發，再度回到醫院的精神科病房裡。

蔡楚葳認為，這類特殊行為議題加上邊緣智能的孩子，有性需求及衝動控制上的困難，加上過往是否有性創傷經驗仍有待釐清，「後續安置應優先提供能減少刺激、一對一照顧的環境；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檢視偏差行為是否有特定對象或模式，並持續接受認知行為治療，才有機會降低風險。」
阿本與阿斯的處境，正是台灣「難置兒」的縮影。